进入解放战争阶段，粟裕成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，而宋时轮则是山东野战军参谋长。尽管两人的级别有所差距，但宋时轮一直跟随主力部队作战，且山东野战军中有不少人员来自八路军115师，这使得宋时轮在心理上对粟裕产生了一定的优越感，因此他未必视粟裕为首长。
1947年，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合并，成立了华东野战军，毛主席亲自点名让粟裕负责军事指挥，而宋时轮则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。原本与自己地位相当的粟裕，突然成为了自己的上级，宋时轮心中自然感到不平衡。
在随后的战斗中，粟裕频繁安排宋时轮的10纵执行阻击任务，这类任务往往伤亡较大，回报也相对较少，宋时轮的心中难免充满了怨气，这也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。
1947年8月，宋时轮的第10纵队在国军精锐的整编第5师的逼迫下，仓促渡过黄河。由于敌军紧追不舍，还有大约4000名支前民工和1500多名指战员未能及时过河，造成了惨重损失。毛主席看到这一战报后，迅速发了多封电报，批评宋时轮“私自北渡，导致巨大损失”。然而，宋时轮认为自己是根据陈士渠的口头命令才北渡的，因此觉得冤枉。由于口头命令缺乏凭证，中央认为他是擅自行动，若当时陈士渠能为宋时轮辩护，事情可能不会那么严重。但陈士渠也因其他原因受到批评，未能帮忙，宋时轮因此陷入困境。
当时，粟裕和陈毅清楚了解事情的真相后，及时向中央报告，提出“北渡责任待后再谈”，成功保住了宋时轮的职务，避免了更换司令员的局面。然而，宋时轮心中依然有不满情绪，这种情绪在济南战役的前期爆发了。
在济南战役的部署中，粟裕安排宋时轮继续执行阻击任务，但宋时轮不再愿意接受，他公开表示自己的部队伤亡过大，必须休整，无法继续执行任务。尽管他心中的愤怒主要是对陈士渠的发泄，但这种态度却让粟裕面临了极大的尴尬。面对这种局面，粟裕严厉批评了宋时轮，要求他克服困难完成任务。然而，宋时轮情绪更加激动，拍桌子表示自己要休息，阻击任务交给别人去做。如果命令是来自陈老总，他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，这一言论明显透露出对粟裕的轻视。
在场的其他高级将领很快将情况上报中央，毛主席对此类“犯上”之举极为反感，当即决定撤职宋时轮。再次是粟裕出面为宋时轮说情，表示宋时轮只是情绪一时激动，战时换将不利。最终，宋时轮保住了职位。
在济南解放后，宋时轮开始意识到自己言行的过激，他主动做出了多次检讨，而粟裕再次通过向中央报告，建议保留宋时轮的职务，并让他立功补过。可以说，没有粟裕的帮助，宋时轮的职务很可能就此丧失，甚至在1955年是否能够获得上将军衔都是未知的。
建国后，粟裕和宋时轮再次在军事科学院共事。1957年，宋时轮被调入，而粟裕则在1959年入驻。两人都在此时处于职业生涯的低谷，本应团结一心，但宋时轮却不太友好。粟裕刚调入军事科学院时，申请将妻子调入担任秘书，考虑到他刚刚被撤职，总参谋长职务尚未恢复，组织批准了这一请求。然而，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宋时轮却刚发布了“避亲廉政”的规定，粟裕的请求显然与这一规定相冲突，这让宋时轮非常不满，并特意下令禁止任何人将亲属调入院工作，明显带有针对性，这让粟裕感到十分尴尬。
另一件事发生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的一个会议上。当时，王希先正在整理粟裕首长鲁南战役的回忆录。宋时轮听后，语气带有挑衅地问：“他也参加鲁南战役了吗？那时他在哪里？”这一问题让在场的其他人都感到震惊，因为宋时轮明明应该知道粟裕在鲁南战役中的关键作用，提出这种问题无疑是出于敌意。王希先并未因为宋时轮的身份而退缩，用事实反驳了他，最终宋时轮也没有再说什么。事后，王希先还专门整理了一份关于鲁南战役的史料送给宋时轮，这一举动彰显了王希先的坚定立场。
尽管宋时轮曾多次表现出对粟裕的不友好态度，但粟裕依然宽容大度，未曾与他计较。在大规模运动期间，军事科学院内部也发生过权力斗争，宋时轮、钟期光等人都曾受到冲击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粟裕始终站在宋时轮一方，压住了那些污蔑材料，帮助他化解危机，并通过多次打电话给周总理，为宋时轮争取了宽容。最终，粟裕的高尚品格赢得了宋时轮的尊重，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。
1984年，粟裕带着未解的遗憾离世，宋时轮深感悲痛，出席了追悼会。此后，他与粟裕的老部下一起，为粟裕平反付出了很多努力。1987年，宋时轮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提出，要恢复粟裕的名誉，纠正过去对他的错误结论。同年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军事卷》出版，其中粟裕的词条写道：“粟裕将军曾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。”
经过多方努力，1994年粟裕终于得以平反。这一结果来之不易，也为两位将军的往事画上了句号。粟裕的品德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对宋时轮的宽容与支持，最终得到了回报，证明了他的伟大不仅体现在战场上，更在于他为人处世的胸怀和风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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